与于襄阳书

七月三日，将仕郎守、国子四门博士韩愈，谨奉书尚书阁下：

七月三日，将仕郎、守国子四门博士韩愈，恭敬地把信呈给尚书阁下：

士之能享大名、显当世者，莫不有先达之士、负天下之望者为之前焉。士之能垂休光、照后世者，亦莫不有后进之士、负天下之望者，为之后焉。莫为之前，虽美而不彰；莫为之后，虽盛而不传。是二人者，未始不相须也。

读书人能够享有大名声，显扬于当代，没有哪一个不是靠在天下有名望、地位显达的前辈替他引荐的。读书人能够把他的美好德行流传下来，照耀后代的，也没有哪一个不是靠在天下有名望的后辈给他做继承人的。没有人给他引荐，即使有美好的才华也不会显扬；没有人作继承人，即使有很好的功业、德行也不会流传。

然而千百载乃一相遇焉。岂上之人无可援、下之人无可推欤？何其相须之殷而相遇之疏也？其故在下之人负其能不肯谄其上，上之人负其位不肯顾其下。故高材多戚戚之穷，盛位无赫赫之光。是二人者之所为皆过也。未尝干之，不可谓上无其人；未尝求之，不可谓下无其人。愈之诵此言久矣，未尝敢以闻于人。

这两种人，未曾不是互相等待的，然而千百年才相逢一次。难道是居于上位的人中没有可以攀援的人，居于下位的人中没有值得举荐的人吗？为什么他们互相等待那样殷切，而相逢的机会却那样少呢？其原因在于居于下位的人倚仗自己的才华不肯巴结地位高的人请求引荐，居于上位的人倚仗自己的地位不肯照顾地位低的人。所以才学很高的人很多都为不得志而忧愁，地位高的人没有显耀的声誉。这两种人的行为都是错误的。没有去求取，就不能说上面没有引荐人；没有向下寻找，就不能说下面没有可以举荐的人。我思考这句话已经很久了，没有敢把这句话说给别人听。

侧闻阁下抱不世之才，特立而独行，道方而事实，卷舒不随乎时，文武唯其所用，岂愈所谓其人哉？抑未闻后进之士，有遇知于左右，获礼于门下者，岂求之而未得耶？将志存乎立功，而事专乎报主，虽遇其人，未暇礼耶？何其宜闻而久不闻也！

我从旁听说阁下具有非凡的才能，不随波逐流、有独到的见识，行为方正做事实际，进退有度不随流俗，文武官员能量才任用。难道您就是我所说的那种人吗？然而没有听说过后辈有得到您的赏识和礼遇的，难道是您寻求而没能得到吗？还是您志在建功立业，而办事一心想报答君主，虽然遇到了可以推荐的人才，也没有空闲来以礼相待呢？为什么应该听到您推荐人才的事却久久没有听到呢？

愈虽不才，其自处不敢后于恒人，阁下将求之而未得欤？古人有言：“请自隗始。”愈今者惟朝夕刍米仆赁之资是急，不过费阁下一朝之享而足也。如曰吾志存乎立功，而事专乎报主，虽遇其人，未暇礼焉，则非愈之所敢知也。世之龊龊者，既不足以语之，磊落奇伟之人，又不能听焉，则信乎命之穷也。

我虽然没有才能，但要求自己却不敢落后于一般人。阁下将要寻求的人才还没能找到吗？古人说过：“请从我郭隗开始。”我现在只为早晚的柴米和雇仆人的费用着急，这些不过费阁下一顿早饭的费用就足够了。如果您说：“我志在建功立业，办事一心想报答君主，虽然遇到了可以推荐的人才，还没有空闲来以礼相待。”那就不是我敢去知道的了。世间那些拘谨小心的人，既不足以向他们告诉这些话，而胸怀坦白、才识卓越的人，又不听取我的话，那么就真的是我的命运很坏了！

谨献旧所为文一十八首，如赐观览，亦足知其志之所存。愈恐惧再拜。

恭敬地呈上我以前作的文章十八篇，如蒙您过目，也足以了解我的志向所在。韩愈诚惶诚恐，再拜。

作者不甘于国子监四门博士之职，乃上书于缰尚书，希望得到赏识而予荐举。文章先是提出“先达之士”与“后进之十”的关系，应是“相须”即相互等待、配合的观点：从正面说，后者靠前者提携才能施展才干，前者靠后者后继才能成就功业。再从反面说，如果不“相须”则前者“美而不彰”，终无出路，后者亦不能留传盛名。大前提明确之后，再说小前提，即联系于尚书与自身：于尚书乃当世先达之...

贞元十七年（801年）秋冬之际，作者被任命署理国子监四门博士，正式在京师做官。博士职乃是闲官，地位不高，很难施展抱负，为此，他给于襄阳写下这封信请求引荐。

《与于襄阳书》是唐代文学家韩愈于唐德宗贞元十七年（801年）写给节度使于襄阳的一封信。信中围绕希望得到引荐这一中心，开篇阐明了先达之士与后进之士休戚相关的这一道理，接着称颂于襄阳这位先达之士杰出的才能功业，最后作者毛遂自荐，吐露出迫切希望能得到于襄阳引荐的心迹。全文结构严密，立意明了，逻辑清晰。